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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专栏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成员、副主任

我结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就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与政策问题，与大家交流几点看法。

一、今年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与趋势

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多方面稳经济举措，我国经济从总体上延续了去年以来的恢复态势，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经济结构持续改善，发展质量也有所提升。但受疫情反反复复、多轮不断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不及预期，企业效益显著下滑，市场主体信心也严重受挫。中央优化疫情管控措施发布后，情况有了显著改善，市场也为之一振。但随后出现的感染人数大规模反弹情况，又使经济社会各方面秩序受到较大冲击，四季度增长情况也不太理想，预计全年增速也就在3%左右。

展望2023年，我的总的看法是“谨慎乐观”。经济恢复既有不少有利因素，也面临不小困难，综合判断，与去年相比，发展的环境将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增长水平也会有明显提升。

最大的有利因素莫过于疫情管控的逐步放宽和政策环境的有利变化。疫情的不断冲击可以说是套在2022年中国经济“脖子”上的一个“紧箍咒”。2022年增长不及预期，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性的原因，还是疫情的不断冲击和严格的管控措施。虽然放开后感染人数大规模增加，短期也面临不少问题，但病毒致病性已明显减轻，社会活力已显著增强。只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走小步，不停步”，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相信经过几个月的过渡，我国经济社会将会逐步回归正常秩序。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这一点是最具决定性的，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就可以确定，增长率就会大体保持在潜在增长率左右。

政策环境的有利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家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感到振奋的，是其中所透出的党中央对促进经济恢复向好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决心。比如，中央强调，“对于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2023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要“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等。

最大的不利变化是外需增长的减弱。2022年，在内需增长乏力、增速严重下滑的背景下，出口的大幅增长，不仅是一个突出亮点，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但今年来看，这个因素可能会显著减弱。主要原因是，由于受高通胀、高利率和俄乌冲突、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衰退几成定局，全球贸易增速也会显著减慢。去年底以来，主要国际组织均纷纷下调对今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期。其实，外需增长减弱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从去年10月份、11月份的出口数据已经显现出来。去年1-9月份，按人民币计算，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3.8%，而10月份、11月份单月增幅仅为6.8%和0.9%，而如果按美元计算的话，11月份出口是下降8.7%。

最需要着力的是扩大内需。在外需增长减弱的情况下，着力扩大内需对于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无论是扩大消费需求还是扩大投资需求，都会面临不小的难度。

首先看消费需求。去年1-11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是下降0.1%，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其实，消费需求低迷，一直是近几年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只不过去年的情况最为严重。现阶段消费需求不振，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疫情导致餐饮、旅行等不少消费活动受限，消费无法实现。二是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能力下降。三是消费者信心受挫，消费意愿下降。随着疫情管控的放松和形势的好转，过去被压抑和限制的一些消费会逐步恢复，消费者信心也会有所提升，但恢复和提升都不会太快，幅度也不会太大。这是因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最初放开的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感染人数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弹，人们的消费活动和消费信心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从稍长时间来看，即使疫情形势趋于稳定，经济社会生活趋于正常，但由于疫情期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能力的积累和消费信心的恢复也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再看投资。去年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9%，制造业投资增长9.3%，而房地产开发投资是下降9.8%，房地产投资全年肯定也是负增长。综合判断，今年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大体能够保持去年的增长态势，而房地产投资有望略好于去年。大家知道，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去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尤其是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射出了所谓的“三支箭”。一是信贷支持之箭，二是债券支持之箭，三是股权支持之箭。相信这些举措对于缓解房地产企业资金困境、防止资金链断裂、促进市场稳定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房地产走出困境的关键，是市场需求的回升、前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化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模式的创新与转型。在新的发展模式形成之前，市场很难真正回升，投资也不可能呈现大幅增长。

最为关键的是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市场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是近年来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去年情况最为严重。去年除个别月份以外，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低于50%的荣枯线水平，11月份仅为48.0%，12月份进一步下降至47%。相比制造业，服务业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其中的生活服务型中小企业，面临更加困难境地。据财新数据，去年11月份服务业PMI仅为46.7%，12月份虽有改善，但也仅为48%，连续四个月低于荣枯线水平。在企业信心不足的同时，受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信心不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2022年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86.8，二季度平均仅为87.4，均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关于今年经济对策的几点思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我认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抓到了经济稳定恢复的“牛鼻子”。只要市场主体预期趋稳，信心增强，那么不论是促消费、扩投资，还是调结构、控风险，就都会有比较好的基础，就能充分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会达成纲举目张的效果。所以，信心比金子更加重要，今年要稳增长促发展，必须着力提升企业信心。

毫无疑问，提振信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从多个方面作出了部署，我认为，以下五点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还是要持续优化疫情防控。可以说，今年增长如何，疫情仍然是最大的影响因素。按照国家卫健委通知，从1月8日开始执行“乙类乙管”。为此，一是要根据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完善和优化相应的政策体系、行政体系、医疗体系，进一步增强各体系之间的衔接，确保转段有序稳定。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大规模感染趋势、毒株变异等的预测和应对，尤其是要在医院接诊、药物供应、重症治疗以及农村地区疫情应对等方面，进一步集中资源，加大工作力度，避免出现大的疏漏和风险。

其次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加有效的对策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短期来讲，这是最为实际的举措。需求上不去，企业订单和效益上不去，预期和信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列为2023年重点经济工作任务的第一条，并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足见其重要性。关于如何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中央从“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等多方面提出要求，相信今后会有进一步具体的政策举措逐步出台，值得我们期待。

第三是要着力解决深层问题，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有利的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稳定预期和提振信心来讲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显著，但客观讲，这些成就主要还是集中在企业投资创业经营活动的“便利化”方面，而在一些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上，需要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比如，近年来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隐形壁垒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产权保护不力问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司法不公问题、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招商承诺不履行问题、市政工程账款拖欠问题，等等。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即便只有个别地方个别案例发生，导致企业发展陷入困境，也会在企业家群体中形成寒蝉效应，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企业发展来说，与办事的“便利化”相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甚至更加生死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都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如果说前一阶段以“便利化”为重点的工作是优化营商环境1.0版的话，那么下一阶段所迫切需要的，就是以大力推动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为重点的、优化营商环境的2.0版。

第四是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政策风险问题是近年来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另一个突出问题。越是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时期，越需要保持政策的稳定、透明、可预期，以增强企业信心。强调政策稳定性不是否定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政策调整要尽量避免“急转弯”和“翻烧饼”，特别是对于那些对相关企业的运营环境和竞争力状况影响较大、企业一时难以满足新的政策要求的政策变化，一定要给相关企业满足新的要求留下一个必要的过渡期。另外，就是要高度重视政策的系统性和综合影响，避免所谓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问题。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今后其他政策的出台，都要“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应该说针对的正是这个问题。

第五是要更加注重企业发展大环境及舆论环境的改进。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企业越来越关注宏观的问题，包括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问题、地缘政治风险问题、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以及房地产和财政金融风险的化解问题等；而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力则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具体，更加关注房租问题、税费负担问题、贷款融资问题等。有些企业家表示，与贷款融资、税费负担等具体问题相比，他们更担心的是宏观环境问题、政策风险问题。如果大的发展环境有待改进，具体支持救助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促进经济恢复向好，不仅需要出台具体的支持政策，更需要大力改进企业发展的大的宏观环境。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尽管我国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一些重要政策出台后不断被误解误读，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比如，双循环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国内循环，共同富裕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劫富济贫，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国家要打击资本，等等。由此可见，重要政策的出台不仅需要充分酝酿，权衡利弊，而且一旦出台，就需要尽快公布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充分解读，以避免被误读误解，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以上五个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有明确阐述和部署。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介绍一些背景，做一些解读，仅供参考。

（本文为作者2023年1月7日在“中国经济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

实体经济再次迎来金融活水。中国人民银行11月25日宣布，决定于2022年12月5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

这是货币政策再次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此次全面降准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但另一方面，此次全面降准更体现了对“度”的把握。

这个“度”可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极为严峻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疫情形势，因此采用的是全面降准。二是从“全面”方面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从而进一步支持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三是通过全面降准，达到优化金融机构资金结构，增加金融机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从而更有力度支持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四是实现了全面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的效果。此次降准可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56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还可促进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

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一个常规重要工具。从近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存款准备金率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经济环境甚至面临国际金融危机时，会适时不同程度地通过上调或降低来支持和稳定经济发展。比如2007年间，为了加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央行反复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近些年来，央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使用上更多地实施精准滴灌，比如2018年1月25日央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4月25日实施定向降准用于置换中期借贷便利（MLF），6月24日央行宣布的定向降准针对的是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2022年4月25日，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与此同时，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

当前是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的关键时间点，必须紧抓不放保持经济持续恢复态势。11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适时适度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激励商业银行新发放保交楼贷款，加快项目建设和交付。”因此，此次全面降准是因时因势而发，将起到进一步助力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的作用。

此次全面降准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着力点是支持实体经济，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可以预计，未来央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上还会不断地因时因势进行“全面”与“定向”操作，努力实现通过调整货币金融环境来服务于稳经济和高质量发展。

时报时评 唐福勇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刻阐述，特别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问题以及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的深刻阐述，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作出创造性理论贡献，赋予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创造性判断

根据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态势和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新判断，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经济机制层面改革重点向体制层面改革重点转化，进而向制度层面改革重点完善定型的逻辑进程，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的深刻内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创造性理论贡献。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不断作出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分析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缺点，提出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改革要求。价值规律的作用过程，在根本上就是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调节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尽管这时经济改革还只停留在经济机制调整的层面，但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固守的单一的计划配置资源方式，还是产生了重大冲击，可以说是打开了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扇大门。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索，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进一步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明确“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为特征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由经济机制层面的调整走向经济体制层面的改革，开拓了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和体制设计的新的目标。实践发展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提升实践境域。1992年，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经济机制分析入手，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规定作出阐释，迈上了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台阶。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问题的核心”的重要判断。这一判断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4年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概括，是经济改革由以机制调整为着力点向以体制转型为着力点转化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确立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十四大以来20多年经济改革历程进行回顾，强调“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

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核心问题”的“定位”，是对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然后“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改革路径的创造性探索。这一“定位”，使我们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兼容”关系转向“结合”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制度”意义上的“定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定型”的创造性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这一创造性的探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核心问题”新的科学定位为理论基础的，也是对这一时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理性思考的结果。

从所有制结构的根本性质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根基”作出新的阐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如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普照的光”，它改变和决定着存在于这一经济关系总体内的各个环节和各种因素的“色彩”和“比重”，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

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最本质特征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性规定的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的，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性质结合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始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性质和特征，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属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要坚持统筹把握，实现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中彰显其制度特性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出新的概括，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体制和制度多层面与多维度演进中，清晰地展现了制度“定型”特征，作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的创造性理论。

这一创造性理论，突出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结构体系和分配关系中分配制度格局的基本特征，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规定和市场经济体制规定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基本特征，并且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既定基础”上，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实基础和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结合”中，才融汇和生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和规定的。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性质，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显著的理论创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定型”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彰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品质的结晶，是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辉煌成果。

“问题导向”“问题倒逼”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坚持从实际的和现实的问题出发，在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中，以问题为导向，发现问题、梳理问题，以问题“倒逼”为主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核心问题”的探讨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可以说，问题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论根据。

“辩证法、两点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的根本要义，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辩证法、两点论”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的基础性问题作出创新性的理论探索：一是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辩证法、两点论”问题。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二是提出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关系上的“辩证法、两点论”问题。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契合和有机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更有效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辩证法、两点论”的思想方法，是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理论方法论的枢纽。

总体方法和系统方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方法，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突出方法。在总体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的阐释中提到，“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关系的总体关系中，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上几个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可以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系统方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上，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系统阐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这也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升华。

在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领悟中，要深刻理解这一思想所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坚守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创造性探索

“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的理论课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重要的理论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没有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创造，习近平经济思想对这一理论创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是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有一段时间，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第二，新发展阶段的资本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多种资本共同发展为显著特色和基本特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多种资本形态并存的经济格局，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的，是以我们“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政策导向的。

第三，新发展阶段资本理论分为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要突出对资本属性和本质规定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多种资本形态可能而且能够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经济关系相结合。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突出对资本在具体经济运行及其过程中“行为”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资本“行为”分析中所指出的，“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关键要探寻“行为规律”，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使资本有序发展。

第四，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理解。要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的不同环节和整体过程，理解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及其特征。

第五，资本治理的根本方向和主要方略。资本治理的“有序化”就在于“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就在于清醒认识“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就在于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的理论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作的创造性的理论贡献，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的时代内涵。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顾海良）

日前，华为内部论坛上线了一篇名为《整个公司的经营方针要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的文章，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从接近华为的人士方面求证到，该文章确实属于华为公司内部文件。

在文中，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在文内指出，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会持续衰退。这将给华为带来市场压力。华为应改变思路和经营方针，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保证渡过未来三年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任正非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对整体的经营风格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更对军团、智能汽车、云计算等具体业务和组织提出了要求，这些也成为人们一窥华为最新战略举动的一个窗口。

“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会持续衰退。”任正非在文章内讲到。过去一段时间内，关于全球经济的悲观看法不时见诸报端，但现在这一判断从任正非口中说出，还是立即受到了市场关注。

作为创立于1987年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目前华为约有19.5万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30多亿人口。关于全球经济的进展和未来走向，华为及其掌舵人任正非，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感知，可以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任正非指出，现在由于（俄乌）战争的影响以及美国继续封锁打压的原因，全世界的经济在未来3到5年内都不可能转好，加上疫情影响，“全球应该没有一个地区是亮点”。全球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对华为不仅会产生供应上的压力，而且还有市场的压力。

不久前的8月中旬，华为刚刚公布了其2022年上半年业绩。数据显示，华为上半年销售收入301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87%；净利润150.8亿元，同比下降过半，净利润率也下降到5%。可以看出，虽然营收相比去年同期变化不大，但是利润的下滑速度远远超过了营收的下滑速度。

而在经济大环境面临较多不确定性时，保利润相比于保营收，显然有了更高的优先级。任正非在文中指出，全球消费能力下降的情况，华为应改变思路和经营方针，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保证渡过“未来三年的危机”。

任正非表示，按计划，在2025年“我们会有一点点希望”，那么华为要先想办法度过这三年艰难时期，生存基点要调整到以现金流和真实利润为中心，不能再仅以销售收入为目标。“我们的生命喘息期就是2023年和2024年，这两年我们能不能突围，现在还不敢肯定。”任正非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为对未来过于乐观的预期情绪要降下来，2023年甚至到2025年，一定要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的纲领。

“活下来，有质量的活下来，这个口号很好，每个业务都要去认真执行。”任正非在文中表示。

要活下去，具体到各条业务线上，任正非也做了全方位的检视，并且对多个业务的发展思路进行了规划。

今年上半年，华为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427亿元，占比47.3%，相比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24%；企业业务收入为547亿元，占比18.1%，同比增长27.5%；终端业务收入为1013亿元，占比33.6%，同比下滑25.35%。

总结起来就是，运营商业务相对平稳，企业业务增长迅速，但是曾经占下营收净利半壁江山的终端业务（原消费者业务）依然处于快速下降区间。因此，对于不同业务群组的不同情况，任正非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

“ICT基础设施，还是我们的黑土地粮仓，一定要收缩到一个有竞争力的复杂硬件平台与复杂软件平台，挂在上面搭车的项目都要摘出来。”任正非指出，“军团是建基础信息平台，更好地卖ICT，基础设施卖底座不是做生态，终端是未来我们崛起突破的基础，但不能盲目。现在要缩小战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提升盈利。”此外，任正非还表示，华为云计算要踏踏实实以支撑华为业务发展为主，走支持产业互联网的道路。数字能源在战略机会窗上加大投入，创造更大价值，收缩机关，加强作战队伍。

对于ICT基础设施这个“粮仓”，任正非提出要拆掉“搭车项目”，显然意在提升盈利水平。作为全球通信行业领军企业，又背靠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华为在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上的压力不大。而受制于供应问题，持续收缩的终端业务，现在则要主动“缩小战线”，即便未来仍然是突破的基础，现在也要考虑到提升盈利的问题了。

电信行业分析师付亮指出，任正非此番表态，意味着华为将不再以销售收入为主要目标，而是以现金流和真实利润为中心，利润前面加上“真实”，说明公司已经知道，有用“假利润”“讲故事“骗公司的现象，公司要加强内部的财务审计、流程审计了。同时，对于现在华为而言，现金流要更重于利润，现金流对华为“活下去”至关重要。“这标志着，带不来正现金流的业务很可能得不到公司的支持，而一些非主营核心业务的长线投资，很可能会被砍掉。”付亮指出。

而关于华为在汽车方面的投入，任正非的表述则相当具体。他表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不能铺开一个完整战线，要减少科研预算，加强商业闭环，研发要走模块化的道路，聚焦在几个关键部件作出竞争力，剩余部分则可以与别人连接。

过去几年里，华为虽然多次重申不造车，但是在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的布局却也相当激进。一方面，通过终端BG与赛力斯的合作，推出了华为深度赋能的AITO品牌，目前已经推出问界M5和问界M7两款新车，前者销量颇为亮眼，而且后者也将于今日（8月24）开启首批车主交付。另一方面，华为通过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与长安和广汽、北汽三家传统车企进行深度合作，以“华为Inside”模式”为合作伙伴提供关键零部件和自动驾驶等能力的加持。

不造车的华为，在智能汽车领域摊子铺得不小，投入也相当大。余承东等华为高管此前在多个场合透露过，仅2021年，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研发投入就在10亿美元以上。而现在，华为智能汽车在研发和布局上，恐怕也将面临调整，不计较短期回报的决心，也将让位于早日实现“商业闭环”。

由于大量研发工作都是瞄准长期发展的，因此华为在智能汽车研发预算上的调整是否会影响华为合作伙伴们的短期竞争力，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比较能够确定的是，2022年和接下来几年，华为在研发投入上，将进入一个相对蛰伏期。相比之下，华为2021年研发费用支出达到了142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收入的22.4%。

任正非对全球经济前景的预测和对华为业务方针的调整，在科技企业内外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不过，作为带领华为走过三十多年，穿越过多个波峰与波谷的灵魂人物，任正非居安思危的风格也广为人知。

2000年，在全球IT泡沫破裂之际，华为也遭遇了极其困难的形势。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华为接下来要做的各种调整，也正是要为公司的高质量生存织一件棉衣。

就在数日前，华为刚刚宣布，将于9月6日发布其Mate50系列新机。作为迟到了一年的华为旗舰手机，缺乏5G的Mate50系列也许依然很难扭转华为在高端手机市场的下滑趋势。但无论如何，已经准备穿上棉衣的华为，也没有放弃再次穿上西装的机会。

转自：贝壳财经

近日，财政部明确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一系列要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其中关于薪酬的规定受到热议。实际上，工资薪酬只是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之一，新规围绕收支管理、资产安全等问题，强化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以更好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有金融资本权益。

国有金融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支柱。国务院关于2020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显示，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23.2万亿元、负债总额288.6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22.7万亿元。如此巨量的资产，只有严格加强科学管理，方能提高效益，促进保值增值以及防止资产流失。

近年来，金融领域发生的风险事件和违法违纪案件，不少和企业财务管理有关，显示出部分金融企业财经纪律执行不到位、财务会计信息不真实、收支管理不规范。国有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严守财经纪律“高压线”、强化财会监督。

促进国有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和资产保值增值，必须加强收支管理，控制费用开支，强化过紧日子意识。金融企业给人的印象就是“财大气粗”，一些企业在现实中也确实出手阔绰，办公场所气派非凡、举行活动排场十足。这些“排面”的背后，往往是国有资产的不当使用甚至流失。对此，财政部要求“对非必要费用支出应减尽减，避免铺张浪费，及时纠正不必要、不规范的支出”，显得十分必要。过紧日子不仅是党政机关的事情，国有金融企业也应严格遵守。当前党政机关的“三公”经费公开透明、持续压减，而国有金融企业的相关信息则相对少见，需要落实“从严从紧核定因公出国(境)、公车购置及运行、业务招待费预算”的要求，并加强财务监督和信息公开。

国有金融企业高管、员工的工资经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信息每年进行披露，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关切。应该说，薪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因素影响，不同行业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国有金融企业必须从规范财务行为、维护国有资本权益出发，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制度，这样才能发挥出薪酬的正向激励作用。财政部明确，国有金融机构要“积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设定薪酬标准，应当全面考虑市场状况、业绩高低、风险大小等因素，确定科学、适当水平，避免不合理的“天价薪酬”。

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还要有效防范风险。近年来，金融企业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国有金融机构应该高度重视风险隐患，牢牢守住风险底线。强化财经纪律是有效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比如计提风险拨备、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管理等，都必须严格规范、严守制度。同时，国有金融企业应准确实施会计核算，坚决不做“假账”，真实完整披露财务会计报告。

国有金融企业在金融领域中起主导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只有规范财务管理，严守财经纪律和各方面监管要求，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有力促进经济恢复发展。（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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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既是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系统概括，其中指出，“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可谓对经济学世界性难题的中国解答。新时代新征程，要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取得更大进步，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不断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明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的边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明确了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释，他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一定要讲辩证法、两点论。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需求侧管理，打通国内经济循环堵点，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此，就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发挥市场作用能够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基本动力。市场配置资源可以促进要素与商品的高效流动，有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能够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支撑保障。通过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消除市场壁垒，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化解结构性失衡，提高供给质量，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和生产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这些体系的构建都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如，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和民营经济的独特优势，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既需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市场调节机制等，也需要提高政府监管和服务效能，保护和激发企业活力，注重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制度供给有效；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体系，既需要发挥市场作用，也需要实施有关政策措施，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共同富裕；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既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

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监管和服务效能，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

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使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调节供需，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纵深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发挥资本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作用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健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企业是市场的重要主体，要加强市场主体权益保护，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创新环境。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完善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用好科技成果评价指挥棒，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离不开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避免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提高政府监管和服务效能。持续完善监管规则体系，落实全链条监管，完善全领域监管，加强全方位监管。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互联网思维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通过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等，提高政府监管和服务效能，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 徐丹丹）

参考消息网7月11日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9日报道，由于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中国6月的通胀率略高于预期，但与欧洲和美国的高通胀相比，成本压力仍然较小。

中国国家统计局9日称，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高于5月2.1%的涨幅。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曾预测该数据为2.4%。

然而，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第八个月放缓，这表明整体经济中的通胀压力温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1%，而5月的数字为6.4%，与去年10月13.5%的涨幅相比有大幅下降。

通胀温和意味着，中国当局可以更加明确地把重点放在重振经济上。

中国经济目前受到新冠防控政策、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全球贸易回落的挤压。

中国的统计机构说，6月通胀加速是由汽油、燃料和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在新冠防疫限制措施放松后，随着消费增加，机票价格和酒店价格也有所上涨。

经济学家预计，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再加上今年早些时候燃油价格上涨和供应中断对生产者价格造成的压力会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显现，中国的通胀率将在未来几个月小幅上升。

不过经济学家说，通胀率很可能在9月前后见顶，在3%左右甚至更低。

转自：参考消息网

一根银针，着手成春；一副药方，术效岐黄。中医药在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历代医家勤求古训，在反复探索实践中凝结成一张张古方，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根脉，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传统科学瑰宝。

顶层设计一以贯之地对中医药给予认可和支持。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首次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原则；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1988年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9年，《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2020年，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将“中药创新药”作为新的注册分类单独列出；2021年，《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中医药被正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今天，这枚瑰宝仍然熠熠生辉。2022年，首个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表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出台。作为中国少有的既有自主知识产权、又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名片，中医药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复兴契机，创新、传承、发展正逢其时。

探索中医药文化宝库

湖北神农架是中国三大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在植物学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传说这里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

中药，源于天然的植物药或动物药，其医学的主要特点是源于实践，先民总结在生活中的经历逐步形成的一种医学。精确施治辨明病理、中药制作对症下药，共同构成了中医最具特色的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扁鹊提出了“望闻问切”，奠定了中医临床诊疗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系统性地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治未病以及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中医药理论的体系框架，标志着中医学逐步走入成熟，也是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来源，被誉为中国的“医之始祖”。

西汉《武威汉简》把若干中药按照一定规律组成方剂，记载了众多中医最老的方剂。这些被写在历史中的古方，通过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历久弥新。京制牛黄解毒片就是从精选古方中提炼出的良药，源于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类方》中的散方。

东汉时期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皆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医临床著作，医圣张仲景在其中首次提出“辨证论治”的理念，为后世确立了诊疗用方的根本法则，被称为中医的灵魂。在历代中医药大家的智慧下，《神农本草经》《五十二病方》《金匮玉函经》《伤寒杂病论》等让中医药有了丰富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医药与草医药的不同之处。

中国人对药材加工的智慧也始终贯穿着辨证的思想。在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中药收载2711种，许多药材都需要经过炮制产生不同的药性，才能实现多种医效。

中药炮制是依照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性质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所采取的制药技术，通过改变药物的气味和质地，增效减毒，从而更好地适应临床用药的要求。中医古籍中大量记载了包括净制、切制、水制、火制、水火共制等不同种类的炮制技法，针对不同的药材加工还附有具体操作方法的说明。

生地黄，味甘、苦，性寒，具有凉血功效，经过炮制变成熟地黄后，由甘寒变成甘温，功效变为滋补肝肾。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着地黄因炮制工艺的生熟之分可治热与寒的不同病症。半夏、附子、马钱子等一些毒性中药经炮制，也能由大毒减至低毒甚至无毒，以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岐黄之术历久弥新

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现代医学强调针对单一的靶点，对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很难达到满意效果。而中医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强调“辨证论治”，凸显了中医在复杂疾病治疗上的优势。

一部中医发展史就是抗疫发展史。在中医药3000多年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的疫病有500多次，而中医药未曾有一次缺席。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在控制和治疗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伯礼院士曾公开介绍，专家组通过证候学调查了解到，新冠肺炎属于湿毒疫，基于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经方组成，专家组最终通过辨证论治研发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开启了中医全面介入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公开数据显示，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由此可见，中医药对于舒缓病情、减低症状、根治病疗等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医中药界联合总会会长、香港中药业协会首席会长李应生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李应生提到，近年来，SARS、甲型H1N1等传染病频频发生，中医药数千年的“临床”经验以及流传下来的药典，都有助于中医药在治疗传染病中担当重要的角色。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消费品所医药研究室主任曹慧莉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受需求端各类政策调整的影响，近年来中医药行业发展放缓，中药企业或选择进行中药大健康布局，或开辟海外市场。而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让中医药产业迎来发展良机，可谓否极泰来。

平安银行医疗健康文化旅游金融事业部资深行业分析师朱艳认为，相比传统的化药和生物药，中医药有自己独特的治疗优势，更加适用于慢病的管理，随着未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居民认知度的提升，行业需求能够得到不断释放。未来可以关注管理比较规范的中药材种植的区域龙头企业、中药现代化的配方颗粒企业以及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有潜力品种储备的中药创新药企业。“另外，具备品牌优势的中药企业比如老字号、民族药企业，还有下游运营良好、有一定名医资源的连锁中药馆，都是未来较好的投资方向。”朱艳说。

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早在1717年，人痘术传播到英国，在欧洲得到了推广。从人痘术开始，中医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不断加深，“以毒攻毒”的理念也对现代免疫学的诞生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国名师施杞教授曾这样形容中医药国际化：中医要讲方言，但不能只会方言，要会普通话，更要会世界语。

有人认为，中医“有效就是有理”。在现代医学流行的今天，这个道理在国外却行不通。中医药要同化药、生物药一样，只有借助先进科学方法，用数据证明实力，才能得到国外认可。

板蓝根，味苦、性寒。作为中成药，因具有清热解毒功效，板蓝根颗粒成为国人家庭必备的药品。2019年，板蓝根颗粒用了6年的时间，最终上市英国，成为英国药监局批准上市的第二例中药产品，过程之艰可想而知。

中医药国际化步履维艰，源于其天然的特殊性。中药方剂产品物质不清、作用机理不明是导致西方对中药有效性安全性不认可的重要原因。加之过去中医药质量控制方法较为粗放，主要凭经验观察，炮制加工技艺方法也参差不齐，缺乏明确、严谨的质量标准，这些都与国际社会要求的质量可控、成分恒定南辕北辙。

加上政策法律等一系列因素，倒逼了中医药产业走上标准化发展的道路。从过去以价格争取市场转变为以质量、标准、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带动技术创新和装备的自动化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在保证既不偏离传统中医药理论特色，又能融入现代医学的研究模式的基础上，中药企业在中医药典基础上对质量标准进行提升，通过严格定量控制有效成分，提高重金属、农药残留和微生物的检测标准等方面作了大量努力。

在传统的炮制工艺中，地黄要经过九蒸九晒，才能由生地黄制成熟地黄。面对更多的人口和更复杂的病症，需要大规模的提升饮片的产量和药效。如今，最新的熟地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运行，喷淋清洗、烘房烘焙……地黄已经摆脱手工炮制的不稳定性，达到了极高的统一标准。

目前，六味地黄丸等获得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的进口及经营许可备案，连花清瘟已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地奥心血康胶囊在荷兰获得认证，胆宁片获得加拿大植物药上市批件……一系列中成药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丹参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常用药物，是国内需求量最大的中药材之一。然而因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等无法与国际标准接轨，丹参一直未能进入国际市场。2014年，上海一家医药企业耗时3年，斥资千万历经采集、选育、论证等复杂流程，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中医药技术委员会递交了制定丹参种子种苗国际标准的申请。

在制定国际标准的问题上，中国还曾经历了一场争夺“制标权”风波。2008年，韩国率先向国际组织提出要制定针灸针的国际标准，这场抢注风波促使中国制定出台了“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国际标准，对针体针柄牢固度、针的穿刺力、针体弹性硬度、灭菌等12项指标进行了规定，并得到世界众多国家认可。

如今，板蓝根、丹参、三七、灵芝、铁皮石斛……ISO中医药技术委员会陆续制定颁布69项中医药国际标准。

中医药海外队伍也逐渐壮大。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政府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根据《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十四五”时期，我国还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建设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3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打造10个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品牌项目，建设50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和一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加强中药类产品海外注册服务平台建设，组派中医援外医疗队，鼓励社会力量采用市场化方式探索建设中外友好中医医院。

宜中则中 宜西则西

中国人从未停止探索对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脚步。古法新用、中西结合，传统中医药永远焕发新生机。

1981年，上海华山医院心内科终身教授戴瑞鸿在古方“苏合香丸”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滴丸技术，研发出了“麝香保心丸”，堪称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令人惊讶的是，戴瑞鸿并不是中医出身，而是纯粹的西医，这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开创了先河。

在治疗方式上，中西医二者各有优势。李应生表示，重症患者需要呼吸机等医疗仪器辅助，紧急情况下还需要进行手术，实乃采用现代医学手段以应对病人紧急症状。中医在治疗中症及轻症患者、避免病情加重、预防感染方面亦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中西医合作，从根治病源、症状舒缓以及预后发展等各阶段适当地介入，作为综合性治疗，可见中西医治疗是将来发展的方向，好好发挥双方的优势，进行协作治疗。

李应生建议，在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专科医院等逐步推广“有机制、有团队、有措施、有成效”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宜中则中、宜西则西”，逐步建立中西医多学科诊疗体系。

第一，健全中西医协同疫病防治机制。中医药系统人员第一时间全面参与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中医药防治举措全面融入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

第二，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试点开展九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加强临床医学类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医药科室建设，逐步增加中医药知识技能培训内容。

第三，开展中西医结合学科（专科）建设。开展重大疑难疾病、传染病、慢性病等中西医联合攻关。逐步建立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评价标准，遴选形成优势病种目录。

第四，开展试点示范，力争用5年时间形成100个左右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我国将会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体系。

“中医和西医虽然分属不同的体系，但目标都是治好病人，减轻患者的不适。可以分工协作，携手攻关，以达到最佳的效果。”李应生表示。

突破六大壁垒

中医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十三五”以来中医药行业发展放缓。

曹慧莉介绍，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统计，“十三五”期间，中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从8653亿元下跌到6196亿元，下降了约2100亿元，跌幅近三成，在医药工业中的占比也从约29%下降到约22%，没有达到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战略发展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的“到2020年中药工业在医药工业中占比达到30%的目标”。

中医药行业是医药行业中“三产融合”的典范。从田间到药房，中医药产业分为上游的中药材种植加工、中游的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制造以及下游的中医医疗服务三个方面。平安银行医疗健康文化旅游金融事业部作为全国商业银行里唯一一家总行级的行业事业部，7年来深耕医疗行业。该机构研究报告显示，从中游的制造环节来看，2020年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的收入合计达到了6200亿元左右，约占整个医药工业的22%，是医药行业举足轻重的细分赛道。实现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将上中下游有效融合发展，促进企业全产业链布局。

强化中药工业“源头”质量建设，打破“质量壁垒”。

药材好，药才好。李应生介绍，中药材是否合格取决于中药材种植的环境、技术、采收时间、采收方式、仓存等不同方面的因素影响，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使中药材质量出现问题，中药材种植方面如使用不当的农药、施肥，也会使中药材不达标。

对此，朱艳建议，可以利用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改进中药质量稳定性。构建中药材从种植、生产、流通的全阶段数据监测分析和质量溯源体系，从而实现全产业链标准化、可视化、可追溯。此外可以利用现代工艺方法，推动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过滤掉中药材的毒性，保留有效的成分。

“十四五”期间，国家将会制定发布全国道地药材目录，构建中药材良种繁育体系，健全中药材种植养殖、仓储、物流、初加工规范标准体系。鼓励中药材产业化、商品化和适度规模化发展，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鼓励创建以中药材为主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以中药材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强镇。制定实施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继续推进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探索将具有独特炮制方法的中药饮片纳入中药品种保护范围。“期待国家配合多方资源，鼓励企业自我增值，做到‘优质药材由我做起’。”李应生说。

激发科研活力，打破“创新壁垒”。

尽管2021年共有12个中药创新药上市，超过过去5年总和，但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创新程度仍然偏低，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企业，基础创新能力都存在不足。“可以看到，中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远远低于化药和生物药企业。需要进一步激发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创新活力，完善激励机制。比如进一步加快中药审评审批，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等，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创新。”朱艳建议。

不过，在研发过程中，还要注意兼顾中西二者平衡。“西方以循证医学及主张采用现代医学诊疗体系为主，中医药新药研发若要取得世界认可，或多或少需要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模式，但可能会偏离了传统中医药理论特色。故此要取得平衡点，实在不易。”李应生提醒道。

曹慧莉也表示，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中药西化”的问题。“中药和化药虽然都具有药品属性，但属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物质基础、作用机理、疗效评价以及原料来源、成本构成等方面差异很大。因此亟需制定符合中药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

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打破“资金壁垒”。

在投融资市场，相比化药、生物药、医疗器械这些细分医药领域，中医药得到的资金支持相对较少。为什么资金不愿意投中医药行业？朱艳分析认为，中医药行业存在两个痛点：

首先，财务尽调难度较大，导致民间资本不愿意投资中医药行业。“一些中药材种植和中药饮片企业，财务尽调人对中药材的品质把控和存货盘点上都会遇到难题。这需要政府尽快建立中药材质量追溯系统，对中药材的种植、采收、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要有电子化的登记管理和查询。”朱艳解释道。

其次，中医药产业基金的退出方式还有待完善。朱艳提到，近年来中药企业整体的上市数量是比较少的，目前也没有一家中医药企业登陆科创板。“所以未来要加快中医药上市融资节奏，让这些产业基金有更好的退出方式。”

不过，这一现状也有所改变，近年来以国资为主的政府引导力度逐渐加大。2021年，国内首只由国资发起设立的中医药基金——广东中医药大健康基金正式进入实质性投资阶段，该基金总规模300亿元，首期规模50亿元。“未来中医药投资需要国家引导，以国资为主。”朱艳表示。

注重人才培养，打破“人才壁垒”。

记者走访发现，人才培养成为医学生最为关注的话题。中医类或中西医结合专业具体执业范围模糊、西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不适用中医等，缺乏对中医特色方面的培养。

中医药振兴发展是战略机遇，更迫切需要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国家提出到2025年建设6300家中医医院，这需要相当多的中医药人才。”李应生表示。根据《“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将会开展以“国医大师”和“全国名中医”表彰奖励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计划、以“基层中医药人才培训”和“革命老区中医药人才振兴”为抓手的基层人才计划以及以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临床教学基地能力和传承工作室建设为立足点的人才平台建设计划，共同推动我国高质量中医药人材培养体系。

国家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医药发展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李应生介绍，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地建设方案(2020-2025年)》提到，建立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医师、全国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工作站，吸引海内外中医药高水平专家汇聚到粤港澳大湾区，为大湾区的中医药发展提供人才。

李应生总结道，在历史因素及其他政策框架底下，现时香港的中医药服务只能以纯中医形式为主，但亦有其独特之处，香港市民对应用纯中医作防治疾病的信心及认同增加不少。而香港大部分中医药学生过往都会前往内地大型医疗机构进行实习，能汲取更多临床经验，扩阔眼界。期望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区内中医药人才交流，将有助中医药人员专业水平及中医药服务质量提升，配合健康中国政策，以完善国民健康为目标。

打造中医药文化为主题的新业态，打破“融合壁垒”。

对于中医药生产企业，要立足中医药生产，积极向下游拓展，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

曹慧莉表示，首先要构建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以道地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等建设重点项目为抓手，塑造中医药特色健康文旅品牌。其次要加强跨界融合发展，统筹“药－文－旅”资源，加强与媒体、影视公司、地产商、大型酒店、乐园等合作，以中医药元素为主题，以互联网、影视、音乐、饮食等为载体，打造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公园、园区、小镇等中医药交叉融合文化产品，培育中医药文化创新产业，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播高地。

深化中医药对外开放，打破“国际化壁垒”。

截至2021年7月，ISO中医药技术委员会发布国际标准仅为69项，与数以万计的中医药材、中医药方、中医器械等庞大的中医药产业相比，可谓微乎其微。

朱艳表示，中医药“走出去”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还有待进一步打开。“目前我国没有一款中成药获得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这需要我们加强科学研究，要构建概念明确、结构合理的中医药理论框架，此外还要建立能够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中医药疗效评价标准。”朱艳强调。

“十四五”期间，还要抓好建设基层中医药医疗体系。李应生提到，目前我国中医药服务区域发展不均，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约14%的县仍未设立县级中医医院。“‘十四五’明确了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计划，全面提升基层中医药的服务能力，建设优质中医药医疗体系。”

此外，李应生强调，儿童和老年人都是我国的医疗重点人群，“十四五”时期要做好该类人群的健康管理，针对慢性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等制定中西医结合治疗，开展儿童肥胖、近视、脊椎侧弯等中医适宜技术防治，针对妇女经期、产后复原、不孕等作出配合的中医药治疗方案，彰显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中的特色优势。

打造中医特色服务体系

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调养在疾病治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医药注重养生之道，注重“治未病”，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这使得中医药在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在养老、医药康养旅游产业也可以发挥天然优势，打造现代中医健康服务体系大势所趋。

第一，充分发挥各地中医医院作用。曹慧莉建议，在各地中医院大力发展中医治未病及老年康养服务项目。如健康调养咨询服务、中医特色干预技术、大健康产品类等。

朱艳也表示，中医医院可以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中医医师可以积极参与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推动优质中医资源进社区、进家庭、进养老机构。公立中医医院可以开设老年的医学科室，完善老年医学科室基础设施配置，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服务水平。

第二，发挥养老机构作用。朱艳建议，养老机构可以开展中医诊所，提供比较有中医特色的老年健康服务。同时打造医养结合示范区，在示范区域里为老年人提供中医的诊断、康复、保健等中医特色服务。

第三，加强养老机构与中医院的合作。曹慧莉提到，要完善中医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将中医特色诊疗项目引入养老机构，为养老保健服务提供诊疗、保健便利和技术支持。此外，在合适的基金承受范围之内，各省（区市）医保局和中医药管理局加强协同，将相关诊疗服务统筹到医保服务范畴之内。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这样记载青蒿治疗疟疾的功效。1000多年后，屠呦呦和她的团队从黄花蒿中发现了青蒿素，经过190多次实验失败，实现了青蒿素的有效提取和人工合成。青蒿素的低温提取为全人类的健康带来了曙光，也预示着未来中医药的发展方向：提取中药材最有效成分，再进行标准化。

以人为本，生生不息。中医药历经数千年，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以其独到的经验与智慧护佑着炎黄子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为人类健康提供中国方案。

中医药宝库的大门已经打开，研究更好更快疗效、适应现代大健康服务体系，还有更多蕴含于传统中医的宝藏等待着探索发现。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陈希琳、翟晓汀）

近日，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四川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实施意见》，紧扣共建国家不同国情和当地民众医疗保健需求，开展各具特色、多种形式的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

《意见》明确，到2025年，形成以医疗服务为基础、教学科研为支撑、文化传播为依托、贸易出口为载体的中医药国际合作模式，中医药产业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明显成效。与共建国家合作建设8个中医药海外中心，5个国家级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4个海外惠侨远程医疗站，打造20个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意见》从中医药国际合作关系构建、多元化中医药优质服务供给、中医药国际贸易合作深化、中医药创新发展优势塑造、特色化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省际区域合作加强六个方面，提出16项务实举措，提升四川中医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质量与水平。

根据《意见》，四川将加强国际抗疫中医药合作，如组织中医药专家举办线上交流、开展国际远程诊疗等，分享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方案。根据共建国家需求，提供抗疫技术支持、捐赠中药防疫颗粒剂，加大“三药三方”等有效方剂宣传推介力度。打造高水平中医疫病防治队伍，派出援外医疗队伍，持续助力国际抗疫。

四川将以省级龙头中医医疗机构为主体建设海外惠侨远程医疗站，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中资机构人员和赴境外旅行人员等重点人群，提供在线问诊、中医抗疫经验分享、中医健康管理等服务，促进中医药在海外传播。

此外，四川计划培育一批中医药服务贸易重点机构，加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以海外中心为基础，扩大海外服务和产品应用范围，以医带药，促进中药出口。加强中医药科研、教育、医疗机构及企业合作，多途径、多形式“走出去”。

《意见》提出，实施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行动，持续开展“驻蓉领事官员走进中医药”系列活动，创新开展中医药海外推介、学术交流、传统医药讲座、“一带一路”图文展览、中医义诊等活动。支持举办中医药对外交流活动，鼓励中医药机构和企业参加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博鳌中医药国际发展论坛等中医药国际会议。

针对中医药产业涉外的法律风险，《意见》在保障措施方面提出，将加强中医药产业涉外法律服务，支持律师事务所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为中医药海外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原标题：《“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出台六类中药材迎来重大利好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实现新时期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及重点任务。

中药材是中医药乃至整个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既是独特的卫生资源，又是重要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科技资源和经济资源。《规划》指出了“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这个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针对“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要任务，提出通过“加强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加强道地药材生产管理”“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加强中药安全监管”这4个具体措施，来完成中药质量提升工程。

不难判断，《规划》的实施，将利好以下中药材品种。

林下仿野生药材品种

野生中药材资源的不可持续已成为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近年来，野生变家种的生产盲目性极大，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例如，本应生长在潮湿、遮阴环境下的羌活，被移栽到阳坡环境下，其品质变异，药效较仿野生种植药材下降明显。

《规划》明确提出，“支持珍稀濒危中药材人工繁育”“制定中药材采收、产地加工、野生抚育及仿野生栽培技术规范和标准”，这将带来以仿野生、立体化种植为特征的中药材林下经济的发展。

道地药材品种

道地药材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优势中医药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重产量、轻质量”的粗放式发展路径，国内多种道地药材品种资源不可持续、种源变异甚至消失，如“梁外甘草”“石牌藿香”和“建泽泻”等。

《规划》指出，“制定发布全国道地药材目录，构建中药材良种繁育体系”“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生产基地建设”“加强对道地药材的地理标志保护，培育一批道地药材知名品牌”。针对性加强道地药材产地和品种保护抚育，做大做强道地药材品牌，将利好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和品种的传承与发展。

可溯源规范化种植、养殖品种

中药材按照GAP基地标准化生产、全程质量追溯已成大势所趋，相关规范和配套政策也已陆续出台。

《规划》再次强调，“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研究推进中药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强化多部门协同监管”。哪些基地和生产企业率先实施，必能抓住这波政策红利，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药食两用药材品种

药食两用品种（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近20年来的社会需求增长明显，在中药材整体消费量的占比达到80%左右，同时也贡献了过去15年我国中药材需求增量的80%。数据显示，110种药食两用中药材整体需求量从2008年的118.62万吨增长到2021年的189.55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3.61%，成为整个中药材领域最亮眼的板块。

《规划》不但要求丰富中医药健康产品供给，以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功能性化妆品、日化产品为重点，研发中医药健康产品，还明确提出医疗机构炮制使用的中药饮片、中药制剂实行自主定价，符合条件的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等，将进一步促进丰富多彩的药食两用品种的产品和渠道创新，扩大药食两用品种的增量市场，使之成为中药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与疫病急救相关药材品种

《规划》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医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救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指出要完善中医药参与应急管理的制度，促进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此背景下，与抗疫相关和针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急救类的中药原料将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如连花清瘟系列、藿香正气系列、清肺败毒饮等，以及针对重症和急症的血必净、安宫牛黄、片仔癀系列产品的原料，或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供应保障对象，部分核心原料不排除进行国内战略储备。

少数民族医药相关药材品种

《规划》强调“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力度，持续开展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抢救整理工作，推动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这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和保护民族医药的瑰宝，利好三七、金铁锁、盘龙七、桃儿七、黑老虎、岩白菜等一系列药材的生产发展，以及后端产业链开发。

除上述6大类品种，经典名方所需的核心原料、中药新药所需的核心原料，以及中药配方颗粒原料、中成药基药品种的核心原料等，其生产供应也将得到相关政策的倾斜，广大产地和生产企业，应认真研读《规划》并提前布局，方可在未来5年，从中药产业这个“富矿”中淘到更多“黄金”。

（作者单位：天地云图中药产业大数据中心）（傅青主）

【来源：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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