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漫谈中国优势及其他

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和金融乱象搞得大家心里很没底。2015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正视困难、保持定力、前景光明”的长篇权威人士谈话,这似乎是党中央某办事机构的声音,目的是稳定人心,总基调是形势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经济增长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由此可见,2015年是国民情绪比较低落的一个年份,这一年股市行情大涨之后又连连暴跌,用某些媒体的说法是“消灭了一大批中产阶级”。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又在头条刊登权威人士文章,1.1万多字主要目的在提示风险。因为在此前一个多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张高丽副总理在演讲中曾说2016年经济开局形势不错,基调甚为乐观,随后便是5月9日权威人士意在进行风险提示的长文。2017年5月就快要过去了,看来,权威人士似乎不准备发声了。

平心而论,2017年的宏观经济状况的的确确明显好于2015年和2016年,这可以从GDP增速、CPI和PPI指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铁路货运和用电量增长情况以及我个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挖掘机指数”“重型卡车销售指数”等新型指标来证明这一判断。挖掘机和重型卡车卖得好说明基建工程热度增加,在经济总体遇冷的情况下基建投资明显起拉动作用就可以在有效防止经济下滑方面发挥决定作用。在中国,依靠基建被人称经济增长的传统铁公基模式是诟病对象,因此人们现在在提到铁公基时总要小心翼翼,国家统计局在公布2017年3月份经济数据时也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达72.7%,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已达54.6%,以此证明中国经济发展中“新动能”的作用已十分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无可置疑,但官方在利用这一数字解释中国经济时似乎带有明显的理论防御倾向,因为过去若干年中已有很多的官员、经济学家包括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投资拉动手段进行批评。

总结十八大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从经济管理方面可以概括出“三个构想”:(1)改革红利构想;(2)一带一路构想;(3)双引擎构想。其中的双引擎构想是克强总理在2015年1月21日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会演讲致辞时提出的,其内容是打造新引擎和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造传统引擎就是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按照老百姓的通俗理解就是大搞铁公基。所以,改造传统引擎就是我们理直气壮进行投资拉动的理论出发点。而克强总理在该次演讲中援引的数据——中国现有公共设施的存量只相当于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0个百分点,在城镇化水准上则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投资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需求缺口;而中国的高额宏观储蓄率和稳定的家庭储蓄率,则从供给角度证实了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可行性。

在我们熟知的中国优势中,除了市场容量优势、储蓄优势、政府威信优势、建筑部门能力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不足与外人道也”的优势就是中国在近四十年高速成长中形成的拆迁优势。大规模基本建设总要以拆迁为逻辑和现实前提,基建效率不单纯取决于建筑能力而首先取决于拆迁效率,中国的拆迁效率之所以让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羡慕嫉妒恨,一方面是政府威信,另一方面是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政府的威信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日积月累的结果,而农村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以折中式的联产承包开始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土地所有制问题,农地集体所有,这是保障拆迁有效率的一个暗含前提。而且,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大都经历过从野蛮拆迁到理性拆迁、科学拆迁的过程,随着拆迁补偿标准的提高,一些地方的农村农民也经历了从反感抵制拆迁到欢迎期盼拆迁的过程。很多年以前,我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和北京农商行的一位副行长同台讨论,他就告诉我:北京农商行一项重要的业务就是帮拆迁后的失地农民理财,他们的客户中几千万元户比比皆是,就是亿元户也不鲜见。我当时听后很惊讶,由此理解了为什么后来许多村庄的农民开始渴望拆迁了。因为这也许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简近的发家致富途径。

我孤陋寡闻走过的国家不多,但有限的出国经验告诉我:世界上像中国这样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且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地方政府可能只有中国,关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进行过分析。当年读这本小册子时似乎留有作者口气大分析线条粗的印象。这方面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来者。

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最大奥秘就在于它能够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善于总结、吸纳和纠错,特别是科学纠错能力的大小是判断一个国家能力大小的关键。纠错的前提是启发智慧让大家畅所欲言,中国1957年反右时很多知识分子上了“引蛇出洞”的当,抱着对党和国家负责的态度对政府工作提意见最后被打成右派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当牢记,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政府肯定容易犯错误,党的工作也一样,应当鼓励大家建言献策不断改善我们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同美国的两党制及其他国家的多党制有明显差异,两党制和多党制是一种天生的相互挑错的政治机制,而一党制配合以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就很容易形成普遍的阿谀奉承的政治氛围,这一点,我们的领导肯定心中有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风气好的时代通常是国家繁荣进步最快的时代,风气不好的时代常常会与经济上的倒退和萧条相伴随,想想1957年、1958年、1959年和文革十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政治背景与林彪“四人帮”把党内政治风气搞乱高度相关。我们这些经历过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66~1976年文革的人都知道,林彪“四人帮”干的所有坏事都是在整天喊“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下同时进行的。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应当警惕被捧杀,清醒正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为党的十九大建言献策,我觉得经济学界建言献策的重点就是认清中国优势、搞明白中国劣势,发扬优势扭转劣势,我们的工作才能更上层楼。

我有一位知名的老中医朋友,他熟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对各种疑难杂症兴趣尤浓。他跟我不止一次地说过,理法方药,对中医来说,开方用药并不是最重要的环节,最最关键的是如何准确诊断病症,找到病根了,处方自然就有了。这一古老的辩证思维也启发我们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时,关键的关键,不是自吹优势,也不是盲目开方,而是缜密分析实事求是分析劣势找准病根开放言路集思广益,这样才是真正对国家负责任。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松奇